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3千年后半）的中国，出现了超越考古学文化的限定范围，广域分布的器物，如玉器、绿松石、海贝、鳄鱼皮鼓、象牙、漆器、特殊陶器、朱砂等等。各种奢侈品在包括龙山、陶寺、老虎山、齐家、后石家河文化在内的诸多考古学文化之间流通，上层社会权威的象征物——奢侈品跨越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差异被共有，这种现象正是中国文明形成前夜特有的文化状况。

　同类器物广泛分布的现象，在考古学研究中被认为是远距离贸易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一定存在搬运它们的人，即物品移动的背后是人群的移动。人群移动所展现的，不仅仅是贸易这种和平的活动，公元前3千年后半期，各地开始出现殉葬、人祭、头骨埋葬等风习。这些遭受灭顶之灾的人们来自哪里，有着怎样的故事，值得探究。

　有趣的一点在于，数百年之后，在如今的河南省境内，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地方文明未曾涉足的空白地带，孕育出了青铜文明，这正是边境地域转变为中心地带的过程。在这里，人群、物品、情报相互融合，混杂性的出现可能对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在这个时期，或者在稍晚的青铜时代初期，麦、马、牛、羊以及青铜器、马车等出现于中国大地。考虑到这一点，文化的混杂可能不只产生于中国内部。
　从上述问题意识出发，可以总结出本研究的3点目标。

　❶在中国文明的形成期，文化混杂性起到了何种作用。
　❷对物品移动背后的人群的迁移进行从团体层面到个人层面的复原。
　❸对影响初期中国文明的外来要素以及早期丝绸之路进行分析。

　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有必要将以物证史的考古学与从文物中发掘不可视信息的科技考古相结合。本研究还将应用地球化学、生命科学等学科的最前沿的分析手法，最大限度地抽取遗迹与文物中蕴含的情报，从个人层面上复原历史，而这在迄今为止的考古学研究中被认为不可能实现。将考古学研究提升至与迄今为止的学科有着本质区别的高维度的综合型历史科学，此正为“新・考古学战略”的目的。

　我们将通过这些努力，更新现有的中国文化论、文明论，从拥有四千年历史的中国文明的强韧的适应性中汲取经验，思考今后人类文明的应有形态。还期待以考古学串联起相关的文理诸学科，创造出新的学术领域。